施比受更有福

 

陈思堂医生，他是香港外科医学院创院的院士之一，在医学领域从事18年以后，他选择加入世界宣明会，服务儿童及社区。这段社会发展工作的经历，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恩典。

 

弃医从“益”

 

陈医生，197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1985年获英联邦医科奖学金赴英深造。1986年回港，在政府医院任职10年，升至高级医生。1988年，开设诊所，成为私人执业的脑外科医生。在脑外科专业方面，曾在香港、国际会议和期刊上，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

 

当被问及角色转变的原因，陈医生说，“是一个刚刚好的时间的问题。如果早一点好像在医学上我还有很多东西要争取，刚好到了1995年，这个事业上的发展已经差不多了。我1988年出来自己执业，就一直很忙很忙。做了大概8年左右吧，就觉得实在是太忙了，每天一起床就走，很多时候晚上还要出去做手术做得很晚的，那么就想：我这一生就这样了吗？” ^[1]

 

在加入世界宣明会之前，陈医生曾深入弱势社区做医疗机构的志愿者，他看到社区的需求跟医院的工作是不同层面的。他就思考，想从不同层面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在得到家里人理解与支持后，陈医生在1996年加入了世界宣明会。

 

| 汶川地震救援中，陈思堂医生慰问地震中的伤者。（2008年）

 

 

再出发

 

 

从医学跨到公益组织管理，陈医生坦言，虽然在管理工作中也有共通的地方，但两者有很大的区别，自己并不敢怠慢。他觉得最重要的是需要调整自己，提醒自己要保持虚心学习的态度。

 

陈医生说，他首先有意进一步提升自己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除了通过组织内培训、通过工作学习以外，已经是专科医生的他还抽出宝贵的个人时间进修。在努力了漫长的4年后，陈医生在2007年正式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授予的社会学博士学位。

 

“我觉得这是一种坚持，一有空就要看书，与很多教授联系，看他们给的课程，写论文。这要有一颗学习的心，如果你不去有系统的学习，自己是很难自律的，当你参加了这些课程，就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完成它。不过过程是很惨的，写答辩论文时也很辛苦的，但是我在当中也有很多的学习。”

——摘自2007年内刊的一段采访

 

|  “我不再‘单枪匹马’地工作。”（2001年）

 

除了专业领域的变化，陈医生说，更让他感觉有挑战的，是工作模式的变化。无论在医院还是私人诊所，陈医生说，他习惯了相对独立的工作模式，工作过程中只需要他人很少地协作。而在社会发展工作中，更多的是团队协作。比如，项目的顺利实施，有赖于前线同事的信息收集与执行、技术部门的参与和支持、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调、后勤部门的支持与配合等等，你不能一个人完成，你需要与他人充分地协作。

 

| 团队在不断扩大，图为50多位员工大合照（1999年）。

 

 

走进总干事：我是支持者的角色

 

 

陈医生回顾自己曾经在总干事期间的工作，工作内容包含方方面面：项目沟通与协调、合作伙伴维护、对外沟通联络、组织运营管理等等。而陈医生说，在日常工作中，他最看重、投入最多的，是作为支持者角色的工作。他会花60%~70%的时间，聆听同事、合作伙伴、政府官员等的反馈，并给与配合与支持。

 

 

| 1997年“儿童为本 小区扶贫”合作项目正式签约，项目在全国多地陆续开展。

 

那时候，随着世界宣明会项目不断增多，对人才需求急剧增加。而且，陈医生补充道，在公益组织中，很多同事是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或高薪厚禄选择投身社会工作，他们更注重被重视、被聆听、被肯定，需要看到他们自己的工作确实取得成果。这给公益组织在运营管理中团队建设、人才储备带来很大挑战。

 

陈医生说道， “我很看重项目的实施是否由一个合适的人选负责，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这个人选。因为我觉得，一个不合适的人员反而会让项目在未来付出的成本更大。一旦找到合适、有能力的人选，我会充分信任，尽我可能为他们争取项目执行的弹性。因为我相信，他们在一线，比我更了解社区的需求。我需要做的，就是为他们的工作提供足够的支持。”

 

|  “我需要做的，就是为他们的工作提供足够的支持。”

 

一个同事曾经在留言卡上感谢陈医生，陈医生的一句话让他十分触动。同事感谢道，“When you visit the field, you would come and say, ‘how may I serve you and your team.’（当你到项目点探访的时候，你问我，‘我可以做什么来支持你和你的团队’） 。

 

 

角色在变，初心不变

 

 

2013年，陈医生从 世界宣明会-中国 总干事职位退下，转为董事会主席。随着角色的改变，工作关注的点也不一样。陈医生说，他时不时提醒自己，自己是一个监管、协调的角色，要留意执行与管治的区别，尽可能不干涉、不插手，做好自己在董事会、机构、其他地区的办公室之间的缓冲、协调作用。

 

陈医生开玩笑说，角色变化，但工作量并没有变化。董事，虽说是义工，但还有很多紧急的事需要协调，有时候也会感觉分身乏术。但工作与家庭在陈医生这里并不是一个互斥的选项，陈医生说，他会平衡董事、丈夫、爸爸等不同角色之间的需要。他认为，工作是做不完的，时间有限，尽心尽力以后就不用后悔。他很感谢家人的支持与理解，例如当年支持汶川地震救援工作的时候，他的女儿就陪伴着他，一同前往汶川，做了一个月的志愿者。

 

| 陈思堂医生（左二）与同事们在青川县城勘灾。（2008年）

 

“我很佩服你的时间管理能力,除了继续在周末给病人看诊, 维持自己原有的医学专业, 同时又身兼很多公职,也投入参与大学的师友计划, 与对后辈分享人生经验, 栽培指导, 实在难得。在知识上的追求, 你又能分配时间攻读MBA, 更成功完成社科院的博士学位, 说到就做到, 真的不容易!”与陈医生共事的同事曾经如此留下如此评价。

 

 

| 陈医生喜欢与孩子相处、聊天。（2008年）

 

回顾自己从1996年加入世界宣明会到2022年的26年社会发展工作，陈医生感慨其实人生过得很快，他并没有后悔，因为他知道他的期望是什么。不在意自己贡献多少、付出多少、奉献多少，而是自己真的在这段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成长，收获良多。这段经历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恩典。施比受更有福。

 

接下来，陈医生开玩笑说，在2022年6月卸任董事会主席后，他即将迎来一个“新挑战”，目标是要做好一个“外公“的角色，带带孙子。

 

| 陈思堂医生将香港小朋友写的心意卡转交给受汶川地震影响的小朋友，他也收获了快乐。（2008年）

 

 

 ^[1] 《施比受更有福--陈思堂医生谈世界宣明会服务》，《北京青年报》2002年8月9日。